●兩會關注·經濟新常態 
　　
　　編者按：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這是對我國經濟發展階段性特征的科學判斷，對于保持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戰略意義。黨中央從戰略的高度，直面經濟社會發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及時準確地作出了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戰略判斷，這是對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階段新特征的科學概括，也是未來我國經濟社會健康發展的戰略起點。新常態，不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極限，而是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開辟了新機遇、新天地。
　　3月6日下午，全國政協十二屆三次會議召開記者會，全國政協委員厲以寧、陳錫文、林毅夫、楊凱生、常振明、賈康圍繞主動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促進經濟平穩健康發展，聚焦創新創業、增速換擋、國企改革、財稅改革等關鍵詞，與媒體記者分享了各自的觀點。
厲以寧委員：
　　創新創業將成經濟增長新動力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社會科學學部主任厲以寧認為，經濟發展的新常態實際上包含三項內容：一是增長速度從過去的高速增長逐步走向中高速增長；二是結構調整，新常態是一個結構調整之后的經濟，很多產業需要不斷升級；三要尋找新的動力。今后我國經濟增長要靠廣大人民的創新精神、創業活動，而過去依靠數量規模擴大和投資驅動的模式已經不能適應新常態。
　　談及中國正在推進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和海上絲綢之路，厲以寧表示，借鑒上海自貿區的經驗，其關鍵是制度創新，進而形成一批可以復制和推廣的模式。因此，“一帶一路”戰略在推進過程中需要注意以下三個方面：第一，貿易和投資并重。不是單純地為了貿易，也不是單純地為了投資，而是適合投資的就投資，適合開展貿易的就開展貿易。第二，中國應該發揮自己的作用。無論是絲綢之路經濟帶，還是海上絲綢之路，中國做好基礎設施建設，將有利于整個路線的暢通。第三，中國要與沿線國家更好地合作，互相諒解，這是非常重要的。“過去我總以為連云港是通向中亞、東歐和西歐的最好路徑，但最近發現重慶也能發揮重要作用，因為它通過利用長江水道，使得成本大幅降低。”厲以寧說。
陳錫文委員：
　　轉方式加快建設現代農業
　　推進農業現代化，改革是關鍵。全國政協委員、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陳錫文表示，今年農業農村工作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加快建設現代農業。
　　陳錫文指出，當前的農業農村，盡管我們取得了“十一連增”的糧食產量，但是問題也不能忽視。最突出的就是三個問題：第一，農業的生產成本不斷上升。第二，主要大宗農產品價格現在已經高于國際市場，這就構成了很大壓力。第三，長期以來，人多地少為了吃飽飯不得不追求糧食產量，對于農業資源給予了太大壓力，各種各樣的農產品對農村環境又造成了問題。解決這三個問題才能保持農業農村發展，所以必須要轉變農業發展方式。
　　為實現這一目標任務，中央一號文件已做了整體部署，并特別強調要通過全面深化農村改革來給實現這些任務提供強大動力。政府工作報告也指出，要做好土地確權登記頒證工作，審慎開展農村土地征收、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集體產權制度等改革試點。在改革中，要確保耕地數量不減少、質量不下降、農民利益有保障。
　　對于在經濟增長速度減緩的背景下怎么加大對農業的投入的問題，陳錫文表示，支農資金只能增加，不能減少。除了財政投資之外，還要通過改革創新，還要通過科技創新，通過一系列的具體辦法來增加農民的增收。
　　針對土地征收、農村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和農村土地流轉等問題，陳錫文表示，中央已正式發布文件，在全國選擇33個縣級單位進行改革試點。這些改革試點要突破某些現行法律條款，國務院已正式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要求，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試點的需要，授權在這33個試點縣的范圍內，在一定時間內調整這些法律條款的執行。
　　對于社會普遍關注的農村土地流轉問題，陳錫文表示，目前，有關部門在全國開展了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頒證的工作，包括山東省、安徽省和四川省，這3個省是在全省開展試點，但各地都有比較大的積極性。
　　“據了解，大概95%以上有農村的縣級單位都在開展試點，涉及3.4億畝的土地，已給農民頒發了土地承包經營權證。這種情況下，土地流轉也在加速。根據有關部門在2014年6月底統計，全國農村流轉的土地經營權總面積大概是3.8億畝，占到28.8%。把土地部分和全部流轉使用的農戶接近6000萬戶，占全部承包農戶總量的26%，這一進程正逐步向前推進。”陳錫文說。
林毅夫委員：
　　中國經濟仍有8%增長“潛力”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表示，中國經濟還有20年左右8%增長的潛力，但這種“潛力”不是說中國經濟會有20年8%的增長，“潛力”和實際增長是有差距的。
　　談及中國經濟增長“潛力”的動力機制，林毅夫認為是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高，其基礎是技術不斷創新和產業不斷升級。發達國家是這樣，發展中國家也是這樣。
　　“我們知道，發達國家的技術、產業多在世界最前沿，因此他們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都必須自己發明，但發明成本非常高、風險非常大。”林毅夫表示，從過去100多年的經驗來看，發達國家依靠這個機制，平均每年經濟增長速度在2%~3%之間。與之類似，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也要靠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但要依靠所謂的后發優勢。
　　“如果發展中國家懂得利用這個后發優勢，其經濟增長速度有可能比發達國家高二至三倍，就像我國改革開放以后連續30多年保持年均9.7%的增長速度，就是依靠這個機制。”林毅夫說。
　　經過30多年發展，如今我國這一后發優勢還有多大？林毅夫認為，最主要的判斷標準就是我國和發達國家的產業技術差距還有多大。
　　“衡量產業和技術的最好方式是比較人均收入水平，后者代表了一個國家和社會的平均勞動生產率水平。”林毅夫說。統計數據顯示，2008年我國按照購買力計算的人均收入水平是美國的21%，相當于日本1951年和美國的差距，新加坡1967年和美國的差距，相當于中國臺灣1975年、韓國1977年和美國的差距，而這些東亞經濟體利用同樣的后發優勢，在同樣的水平之下實現了20年8%~9%的增長。
　　談及我國經濟增長新的比較優勢，林毅夫列舉了五大領域：一是從中低端向中高端邁進的裝備制造業，以及新的電子產業、材料產業、精密儀器等。二是包括互聯網、互聯網金融、電子商務、快遞業務在內的眾多新業態。三是綠色環保、新能源等新產業，而那些逐漸喪失比較優勢的勞動力加工業也可以向微笑曲線兩端轉移。四是在“一帶一路”戰略下，我國對其他地方的基礎設施投資將創造巨大市場需求。
　　“在新常態下，中國經濟有8%的增長潛力，達到今年政府工作報告設定的7%左右的增長是沒有問題的，而且相信我們能夠做得更好。”林毅夫直言。
楊凱生委員：
　　中國銀行業不良貸款不算太高
　　隨著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宏觀經濟下行壓力加大，銀行不良貸款率有所提升，中國銀行業面臨的風險問題受到廣泛關注。對此，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工商銀行原行長楊凱生表示，雖然我國銀行業的不良貸款總額會增加，但和國際同行業相比，其不良貸款比例仍是偏低的，資產質量水平仍然較好。在這樣的情況下，不必唱空中國銀行業。
　　據楊凱生測算，2014年，中國的銀行業不良貸款大概上升了2500億元左右。截至去年底，中國銀行業的不良貸款比例為1.25%，雖然較前年的1.03%有所提升，但還不算太高。
　　“英國《銀行家》雜志去年曾對全球30家大銀行的資產質量進行過統計分析，30家大銀行中除去中國的銀行，剩下20多家銀行的平均不良率是3.96%。因此，與國際同行業相比，中國銀行業的不良貸款比例仍然是偏低的，資產質量水平良好。”楊凱生說。
　　對于將來中國銀行業的發展，楊凱生認為，這將取決于銀行抵御風險、消化不良貸款的能力如何。據介紹，目前中國的銀行業不良貸款撥備覆蓋率為230%，也就是說，每1元錢的不良貸款，現在銀行已經準備了2.3元錢來應對不良貸款可能帶來的損失。中國銀行資本充足率也是達到巴賽爾協議的要求，目前是13.18%。更重要的是中國資本充足當中，核心資本比率是超過10%的，這在國際同行中又是領先的。
　　楊凱生認為，目前中國銀行業的不良貸款確實比過去有所上升，但是針對于銀行的整體資產來說，不良率還是比較低的，同時它們抵補未來可能出現新的風險的能力還是強的。在這樣的情況下，看空中國銀行業似乎不必要，唱空中國銀行業更沒有什么道理。
常振明委員：
　　今年國企改革加快三大突破
　　全國政協委員、中信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常振明認為，國企在國民經濟中發揮的作用不可替代，并且國企不能與效率低下劃等號。據統計，2003年中國進入世界500強的企業只有11家，2014年我國進入世界500強的企業有92家國企，這也是國有企業全球實力的重要體現。
　　“當評價一個企業的效率時，除經濟效益之外，還應該考慮社會效益，例如高鐵、石油、電信主干網、北斗導航、大型運輸機、大型基礎設施建設等都具有投資大、社會影響大、回報期長的特點，因此需要國企來完成。”常振明表示，隨著我國市場化和改革進程不斷深化，國企、民企等會有一個自然分工，有些領域適合國企，而有些領域適合民企參與。
　　常振明認為，做大、做好和做強國有企業也是我國基本經濟制度和我國國情決定的。36年前的中國改革開放初期，一談到企業都是國企，所以與西方國家不同，中國企業的基因是國企。并且，現在國內企業都按照公司法注冊，在實際注冊時并不分國企和民企。“如果要給國企下一個定義，我理解應該有個行政歸屬，歸國資系統管的就是國企。”常振明說。
　　常振明認為，今年國企改革的內容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政企分開，即國家對國有企業的管理由管資產到管資本。資本是有屬性的，而資產屬于企業法人，這樣做可以給企業一個獨立的市場主體地位，而國家通過資本紐帶行使管理權利。
　　二是準確界定不同國有企業的功能，分類進行改革。實際上國企千差萬別，需要界定其功能，主要是明確公益性企業應該更多地側重社會效益，而競爭型和商業類國有企業要更多關注經濟效益，并且根據不同情況采取不同的考核機制和標準。“競爭型和商業型國企，既然要在市場上競爭，就要嚴格遵守市場化的淘汰和退出機制，國家也可以根據資本收益率對國有資本進行優化和配置。”常振明說。
　　三是挖掘各類資本的潛力和活力，有序推進和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同時，還要采取市場化人才激勵約束機制，體現企業管理者的市場價值，盡可能提高國有資本的運行效率。
賈康委員：
　　財稅改革面臨三大任務
　　“財稅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開場鑼鼓’。”全國政協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賈康表示，要實現國家治理的現代化，財稅改革是全面改革的基礎和支柱。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形成關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之后，財稅改革方案也是率先獲批。
　　2015年財稅改革的重點是什么？如何進一步深化改革？
　　賈康認為，財稅改革要繼續深化，現在面臨三大領域的改革任務：
　　一是預算改革，要提高預算的公開性和透明度，讓老百姓有知情權、質詢權、建議權和監督權，這是整個社會走向現代化領域民主法治建設的切入點。同時，賈康提出，必須明確全口徑預算，即所有政府財力必須進入預算體系，不準許再有預算外資金概念。預算體系還要有具體合理的形式，今年開始采取3年滾動預算。還要有一些技術的配套，如必須引入權責發生制，各級政府都要編制覆蓋表，等等。此外，轉移支付方面必須做制度改進方法的優化，如擴大一般轉移支付的比重，壓縮專項轉移支付的比重等。“不能再要求地方政府給專項資金做資金配套，這容易逼著地方政府在配套上弄虛作假。”賈康說。
　　二是涉及方方面面的稅制改革。已經推進的“營改增”改革，按照時間表今年要爭取全覆蓋。這樣更有利于企業專業化細分、公平競爭，配合著結構性減稅，推進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賈康表示，與此同時，資源稅、消費稅、房地產稅、個人所得稅的改革都需要進一步推進。
　　三是財稅改革任務，涉及在中央和地方之間怎樣理順事權關系和財力分配關系的問題，完善中央和地方的事權與支出責任，合理調整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劃分。
　　最后在談及地方債問題時，賈康表示，“針對地方債問題，今年有一套陽光化、非常透明的制度安排。地方債已形成的隱性負債要逐步消化，其中很大一部分要置換成比較長期的、低成本的規范債務，為地方債‘開明渠、堵暗溝’。”

    3月6日，全國政協經濟界別的委員們正在圍繞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展開熱烈討論。（宋斌斌 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