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原院長 陸忠偉

　　今天的美國正在走“工業化—去工業化—再工業化”的回頭路。代價慘重，教訓深刻。現僅以匹茲堡的沉浮為引子，就相關題目談幾點看法，一孔之見，就教方家。  

　　一年之前，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入駐白宮，在其發表的“1·20”就職講話中，多次提及“從匹茲堡出發”。眾所周知，在美國的現代工業史上，賓夕法尼亞州的地位舉足輕重———匹茲堡曾是著名的“鋼鐵之城”、“汽車之城”或“紡織之城”。特朗普講匹茲堡的故事，緣于將該城視作美國制造業“墳場”及“美國經濟衰落”的象征。  

　　俗話說，“欲知大道，必先為史”。中外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當今中國發展面臨一系列突出矛盾和問題，為了避免重蹈覆轍，不走邪路，應以史為鏡，汲取他國發展教訓；以史咨政，借鑒他國成功經驗。  

　　匹茲堡的“墓碑”上鐫刻著戰后美國“去工業化”、制造業“斜陽化”及產業“空心化”全過程。1970年到2015年的半個多世紀間，美國工業的GDP占比從32.17%降到了19.91%，弱化了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力，對貿易平衡、就業規模、國土開發、經濟增長乃至服務業的“硬件”支撐造成巨大影響。  

　　作為“去工業化”的沉淀，美國經濟呈現大服務、小產業、低儲蓄、高消費的體制，僅靠本國的生產無法滿足國內消費，需要進口大量消費品。2016年數據顯示，美國對101個國家有貿易逆差；其實質既是美國利用別國的剩余儲蓄來維持超出自身生產能力的消費水平。美國經濟的歷史方位，構成了特朗普力推美國經濟“從匹茲堡出發”的大背景。  

　　特朗普發自心底的呼聲，折射白宮對經濟地盤下沉、國際競爭力弱化及產業空心化的高度警惕，同時表明華盛頓將緊緊扭住“重建偉大美國”及振興經濟的國策，在標志美國制造業跌倒的匹茲堡重新站起來，走回歸實體經濟的回頭路。  

　　“工業化—去工業化—再工業化”的U型道路正說明美國掉入了“去工業化陷阱”。  

　　換言之，美國“去工業化”的結果是全國性制造業投資停滯，部分產業資本游離生產領域，即便美聯儲長期搞“量化寬松”，但產業資本不僅未回流制造業；而是大規模投向房地產、衍生金融領域。此外，跨國公司為保持利潤而在全球范圍配置資源，引發疾風暴雨般的對外直接投資，亦造成本土的工業“空巢”現象。  

　　匹茲堡的故事說明一個道理：窮國很拮據，富國亦不易。后發趕超、從窮變富、由大變強之路遍布暗礁陷阱。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去工業化陷阱”，名目何其繁多，對這些“陷阱”，學者的觀點雖不盡相同，但也基本肯定這些“陷阱”是一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坎兒”，必須跨過去，跨得漂亮。  

　　2008年的金融危機促使美國重新重視制造業。2009年底，奧巴馬政府啟動了“再工業化發展戰略”，旨在大力發展制造業，振興本土工業；2011年，啟動《先進制造業伙伴計劃》、2012年，美國國家科技委員會發布了《先進制造業的國家戰略計劃》。  

　　美國的“再工業化”，雖是對“去工業化”之否定，但也并非回歸傳統的制造業，而是走新型制造業之路。奧與特兩屆政府的“再工業化”，均有“高大上”的特點：尖端化、本土化、信息化、智能化，力推產業結構從“重厚長大”向“輕薄短小”發展，深化計算機、航空、汽車、機械、電子零部件等產業；以及大力發展清潔能源、生態環保、精細材料等。  

　　顯然，特朗普推動美國經濟“從匹茲堡出發”，旨在確保美國制造業在21世紀的全球競爭優勢；告別已被歷史證明的“去工業化”模式；改弦更張，借鑒德國推行迄今，且被歷史證明成功模式———“結構性去工業化”。美國眾參兩院已通過30年來最大規模的稅改法案，將企業所得稅率從35%降到21%，完善經營環境，吸引跨國公司回流。  

　　2008年以來，美國制造業的GDP占比有所提升。就白宮工業政策的戰略性，有美國教授2012年撰文稱，“為什么說現在輪到中國擔心制造業了”，該文認為“人工智能、機器人及電子工業將重塑制造業，20年內，美國將在制造業領域打敗中國”。緣何口氣如此之大？  

　　另一位美國學者說，“全球最有價值的企業2/3是美國企業。他們支配著許多戰略產業。”“這種地位是靠其他美國機構的強大支持取得的。勞動力、政府、大學、研究機構、資本市場和軍隊。五角大樓長期資助國防部高級項目研究局與私營部門合作。”  

　　談到文中點到的國防部，中國學者呂德宏一針見血指出：“美國國防部理應歸于世界上最大的計劃機構之列，美國的軍工經濟則歸于世界上最大的計劃經濟體系之列，這個體系是美國科學技術突破和國民經濟的戰略發動機。”本人贊同這一論點，為進一步論證，容我引用美國前助理國防部長甘斯勒的一段話：“硅谷”作為“20世紀90年代美國‘新經濟’的象征，最初是美國國防部的戰略規劃模式所造就的，沒有斯坦福大學就沒有硅谷；沒有美國國防部的需求、資助和扶持，就沒有斯坦福大學；也就沒有美國重點理工科高等院校導師帶領研究生進行科研和創業的模式”。前助理國防部長約瑟夫·奈承認，“軍事因素在經濟發展和科技發展戰略中具有重要地位；軍民互促和軍民兩用成為美國國家戰略規劃的基點。”  

　　進入新時代，中國提出走新型工業化道路，解決以量取勝、大而不強的問題，著力發展實體經濟，建設制造強國；實現創新驅動型的工業化。匹茲堡的故事證明了這一戰略轉折是英明的；既是對外競爭倒逼使然，更源于主動選擇“結構性去工業化”模式，變GDP增長由“體力”驅動為“腦力”驅動；由“要素驅動”為“創新驅動”，以鞏固制造業的支柱地位。  

　　企業應該深刻理解，改變觀念，在發展思路方面以高質發展思維超越高速發展思維，以創新驅動思維超越要素驅動思維、以更高層次開放思維超越低水平獎出限入思維。對美國的“再工業化”模式及“軍民融合”模式應用心謀之，向我國軍民融合發展重點領域聚焦用力，推進國家創新戰略的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