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14日，遼寧沈陽，在遼寧燕陽醫療設備有限公司，技術人員在調試纖絲敷膜儀。據了解，該公司與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合作打造產學研基地，對眾多知識成果進行研發轉化，生產獲國內自主知識產權的創新醫療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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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1月15日，在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區一家生產環保產品的文創企業，工作人員正在檢查3D打印產品的干燥情況。近年來，河北省廊坊市搶抓京津冀協同發展機遇，積極承接北京產業轉移和科技成果轉化，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激發經濟發展新動能。視覺中國供圖

　　4年前的夏天，科技部三定方案出爐，一個新的內設司局——成果轉化與區域創新司成立了。這個并未引起太多人注意的變動，為我國科技成果轉化的再次利好埋下了伏筆。

　　一段時間以來，我國科技經濟兩張皮、科技成果轉化率低的問題飽受詬病，不少投入較大的科研“成果”，沉睡在實驗室里淪為“陳果”，有的科技工作者還在探索科技成果轉化的道路上，碰到了諸如激勵不到位、國有資產流失風險等體制機制性障礙。

　　隨著科技成果轉移轉化三部曲的推進——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修訂、《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若干規定》出臺、促進科技成果轉移轉化行動實施，以及科字頭機構改革等配套措施落地，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情況迎來巨變。

　　7億元——這是由中國科學院長春光學精密機械與物理研究所研發的半導體激光技術以作價投資的形式，向企業進行成果轉化的合同金額。

　　5.116億元——這是由四川大學研發的“新冠病毒疫苗”等21項科技成果以作價投資的形式，向企業進行成果轉化的合同金額。

　　5億元——這是湘潭大學研發的新型固體酸催化材料技術以許可的方式，向企業進行成果轉化的合同金額。

　　“隨著我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系列政策法規的逐步落實，各高校院所的科技成果轉化已進入平穩發展階段，科技成果轉化活動持續活躍，多種方式轉化的科技成果均呈上升趨勢。”中國科技評估與成果管理研究會副理事長、國家科技評估中心副主任黃燦宏說。

　　前不久，他所在的單位發布了《中國科技成果轉化2021年度報告（高等院校與科研院所篇）》，其中提到2020年，我國3500多家高校院所的合同項數超過46萬項，合同總金額1200多億元；高校院所創設和參股新公司數量為2808家，比上年增長28.9%。

　　這些數字的背后，不少科研人員正通過科技成果轉移轉化實現“名利雙收”。隨著科技成果處置、收益分配制度的明確，一批創新者站在了時代C位。

　　專利“虛胖”

　　過去這些年，我國科技創新取得長足進步。以專利為例，2021年授權發明專利69.6萬件，實用新型專利312.0萬件，PCT國際專利申請7.3萬件，專利數量連續10年全球第一。

　　“但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我國專利數量存在‘虛胖’。”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質量標準與檢測技術研究所農產品質量安全與檢測技術創新團隊首席王靜說。

　　她曾做過一個有關科技成果轉化落地難的調研，其中發現，前些年我國有效發明專利產業化率為34.7%，其中，企業有效發明專利產業化率為44.9%，科研院所為11.3%，高校為3.8%。

　　“這一結果與智力資源集中、科研經費充足、科技成果豐碩的科研院所和高校形成巨大反差，急需深入研判高校和科研院所成果轉化效率低下的深層次原因。”王靜說。

　　作為我國首個專注于硬科技創業投資與孵化的專業平臺，中科創星在過去近10年，接觸過上百家高校院所，結識了不少科研人員。

　　中科創星合伙人郭鑫發現，有的科技工作者并不愿意邁出創業這一步，甚至不愿意將實驗室里的成果拿出來進行轉化。

　　在他看來，原因有兩個，一個是主觀上沒有動力，一個是客觀上沒有支撐。前者來自評價，高校既要教書育人，又要做科學研究，科研機構主要職責也是科學研究、技術創新，以及“發表論文”；后者來自體制機制“關卡”，創新和轉化各個環節銜接不夠緊密，還存在不少“孤島現象”。

　　王靜通過調研和實踐，也發現了科技成果轉化的現實困難和障礙。其中一個就是成果培育和轉化機制不完善，缺乏技術工程化途徑。

　　“雖常有某一科研領域‘點’的突破，但缺乏技術工程化、系統化和供應鏈整合的平臺和能力，難以跨越技術到商品的死亡鴻溝，導致大部分‘高新成果’束之高閣。”王靜說。

　　她也認為，成果轉化隊伍與機構建設不能滿足實際需要，在成果轉化過程中，既懂科技創新規律，又懂市場商務實踐，且懂法規制度的“專業人”“明白人”稀缺。

　　“要實現成果轉化，往往要把科研人員‘逼成’專業轉化人員，試錯成本奇高，甚至有牢獄之災。這些問題使很多科研人員對成果轉化只能一再觀望、望而生畏、望而卻步。”王靜說。

　　轉化“三部曲”

　　被稱作科技成果轉移轉化“三部曲”的制度性安排，就此拉開序幕。

　　第一部是法律修訂。2015年9月，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通過審訂。后來，有人稱之為中國版拜杜法案。

　　1980年，拜杜法案由美國國會通過，1984年又進行了修改。有人說，這是“美國國會過去半個世紀通過的最具鼓舞力的法案”。法案出臺后，一條快速通道在美國科技成果和市場之間架起，并有了后來的硅谷和著名的波士頓128公路的蓬勃發展。

　　于是，當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出爐后，有不少專家希望可以借此看到中國硅谷的崛起。

　　2016年，國務院頒布《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若干規定》；之后，國務院辦公廳又出臺了《促進科技成果轉移轉化行動方案》。

　　至此，“三部曲”一一落地，但有關的政策利好并未止步。

　　2020年10月，科技部等9部門聯合發文，40家單位全面啟動了賦予科研人員職務科技成果所有權或長期使用權試點工作，并以改革試點為契機探索機制創新。

　　這其中，上海交通大學構建了以成果轉化為核心的賦權三段式決策鏈，明確成果轉化流程，實施教師創業企業陽光化行動，解除教師創業的后顧之憂；復旦大學按照重大科技成果和非重大科技成果進行分類賦權，并加強了對科技成果轉化賦權后的管理和服務；南京大學向在校外建設新型研發機構的科研人員團隊賦予職務科技成果的長期使用權，降低向該新型研發機構許可知識產權的門檻……

　　2021年8月，《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改革完善中央財政科研經費管理的若干意見》對外公布。其中要求，要加大科技成果轉化激勵力度，強調科技成果轉化收益要對職務科技成果完成人和為科技成果轉化作出重要貢獻的人員給予獎勵和報酬。

　　“這些政策出臺后，科學家的熱情被極大激發。”郭鑫說。

　　在成果轉化道路上，人是最關鍵的創新要素。在他看來，科技成果的產生、轉化，發揮至關作用的還是科研團隊，如何激勵他們，“三部曲”作了相關規定。

　　過去高校院所的主要任務是“產出成果”。根據原有規定，這些成果產出后歸單位所有，在使用、處置以及分配收益時，主要還是由單位負責。新規出來后，科研團隊獲得了更多的自主權，科技成果轉化凈收益的50%或者股權的50%，都可以歸團隊所有。

　　根據《中國科技成果轉化2021年度報告（高等院校與科研院所篇）》，在2020年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成果轉化合同中，獎勵個人金額占現金和股權收入總額的比重超過50%，獎勵研發與轉化主要貢獻人員金額占獎勵個人金額的比重超過90%。其中，個人獲得的現金和股權獎勵金額為55.9億元，比上年增長4.8%；研發與轉化主要貢獻人員所獲現金和股權獎勵達52.6億元，比上年增長8.9%，顯示出近年來國家相關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政策對于創新人才的激勵作用。

　　科技部成果轉化與區域創新司相關負責人表示，這些數字體現了科研人員的付出、努力和熱情，也體現了科技創新成為真正帶動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動能。

　　產業“拐點”

　　多年前，中科院沈陽分院做出一個“大膽”的舉動——將該分院系統單位100個專家團隊的信息毫無保留地公布在網上，包括團隊信息、團隊介紹和典型項目案例，甚至科學家或課題組聯絡人員的手機號碼、電子郵箱等聯系方式也都“曬”了出來。

　　這在中科院系統內部是第一個，其目的就是試著“破除”致使科技成果束之高閣的信息不對稱問題。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的“突圍”之難可見一斑。

　　王靜曾建議，設立各級或第三方技術評估和轉移轉化機構或平臺，讓科研單位“敢于轉”。她告訴記者，科研人員大都是“專才”，不是“全才”，需組建由技術、法律、金融、管理等方面專業人才組成的機構或平臺，負責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指導和管理，提供精準全方位的服務，降低行政管理人員和科研人員的法律和商業風險，扭轉專利所有權人怕承擔風險而“不敢轉”的局面，走通科技成果轉化最后一公里。

　　如今，這樣的建議正在一些高校院所落地。

　　在上海交通大學，有一支科技成果轉化專員隊伍，他們為師生員工提供全流程、規范化的科技成果轉化服務；北京大學設立科技成果轉化基金，共建新型校企聯合實驗室，與地方政府合作建設異地科研機構，幫助大學原始創新跨越“死亡谷”；中科院大連化物所實施大型骨干企業引領戰略，與眾多大型骨干企業開展深層次合作，促進高效率成果轉化與產業化……

　　2013年，中科創星團隊發起成立國內第一支專門針對硬科技的天使投資基金，投資領域覆蓋光電芯片及半導體、人工智能、信息技術、生物醫療、先進制造、新能源等，已形成光電芯片、新能源等產業集群。

　　在郭鑫看來，在當下硬科技發展的關鍵時期，更需要強肌壯骨，把更多金融血液輸送到各個關鍵環節，避免脫實向虛，以支持骨骼與肌肉的健康成長，進而實現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如今，中科創星已投資了超過370家硬科技企業。

　　2016年，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就促進科技成果轉移轉化行動的實施舉行新聞發布會，時任科技部黨組書記、副部長王志剛談及科技成果轉移轉化還有另一種理解：科技成果轉化，轉化的往往就是一些顛覆性技術，特別是有可能帶來產業“拐點”的技術。

　　他舉例說，柯達膠卷變成數碼相機，CRT顯像管變成電視機……在他看來，這些新技術所轉化的，不僅是價值的問題，還直接關系到國家在產業競爭方面搶占先機的問題。

　　“我們要讓創新創業、成果轉化成為一種時尚、潮流，成為科研人員實現自己價值的一個選擇。”王志剛說。（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