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2030年是我國實現“碳達峰”目標的關鍵十年，重點區域的低碳轉型進展尤為關鍵。6月20日，由自然資源保護協會（NRDC）和世界資源研究所（WRI）主辦、中國環境科學學會協辦的“2024地方低碳轉型研討會”在京舉行。WRI北京代表處首席代表方莉表示，從地方實踐中總結經驗、發現問題、探索務實的解決方案，可以為國家層面政策機制的持續完善提供多方位的參考。目前，“十四五”接近尾聲，“十五五”前期研究陸續啟動，在這個關鍵時間點上攜手各界伙伴聚焦“地方低碳包容轉型”，有助于在過去實踐基礎上深化與各地的合作，為加速地方轉型提供多維度支持，為國家實現“雙碳”目標貢獻更多地方樣本。

我國“雙碳”目標的提出，為加快構建新型能源系統、打造綠色高端產業、催生新質生產力帶來了內生動力。但是，地方低碳轉型并非一蹴而就的事，需要系統性變革的思維來引領，需要勇于創新的實踐精神，需要適度的容錯機制。2023年，NRDC與WRI及地方合作伙伴聯合啟動了“地方低碳包容轉型”項目，支持山東、山西、河南、內蒙古、四川、長三角、珠三角等能源生產和消費重點地區的能源轉型和社會經濟發展，通過促進社會經濟發展、能源轉型和省間合作，為這些重點區域加速邁向碳中和打下堅實基礎。

地方是低碳轉型的主戰場

我國經濟總量大、水平低、不平衡，發展高度依賴能源的支撐。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能源研究所原所長戴彥德認為，要深刻認識碳中和將給世界帶來的巨大變革，目前可再生能源的發展超出了人們的預料。2023年，我國可再生能源新增裝機再創歷史新高，達到3.05億千瓦，占全國新增發電裝機的82.7%。在工業領域，技術創新活躍，出現一大批流程再造、節能降碳新技術、新設備、新工藝，大宗高耗能產品產能增長出現拐點。

綠色發展是時代旋律，低碳轉型是必由之路。《關于全面推進美麗中國建設的意見》提出，全領域轉型即大力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綠色化、低碳化，加快能源、工業、交通運輸、城鄉建設、農業等領域綠色低碳轉型，加強綠色科技創新，增強“美麗中國”建設的內生動力、創新活力。中國環境科學學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夏祖義表示，地方是低碳轉型的主戰場，各地區應根據自身資源稟賦、發展階段和優勢特色，積極探索差異化低碳發展路徑，這不僅需要政府、企業、社會各界共同努力，更需要廣泛的國際合作和交流。

但是，在積極應對氣候變化和推動全社會轉型發展過程中，地方面對諸多包容性挑戰，包括經濟發展如何與化石能源順利脫鉤、高碳產業轉型如何取得資金支持、相關弱勢群體的福祉如何在轉型過程中得到保障等。夏祖義說，在推進“地方低碳包容轉型”發展的過程中，要充分考慮各方利益，從多角度實踐，充分利用科技創新、政策引導、市場機制、國際合作等多元化手段，形成合力。同時，鼓勵各地區勇于嘗試，大膽創新，為全球低碳發展提供可復制、可推廣的中國方案。

“雙碳”催生新的經濟增長點

當前，我國已經成為全球可再生能源快速增長的主要貢獻者，2023年可再生能源新增裝機占全球可再生能源增量的6成左右，特別是在過去兩年時間里我國可再生能源總裝機已經超過了煤電，成為發電裝機主體電源。WRI北京代表處可持續轉型中心研究員鹿璐表示，為了達成國際氣候承諾，很多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面臨著“轉型時間短、任務重”的難題。要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協同，包容性轉型尤為關鍵。目前，雖然我國尚未在氣候政策中正式明確這一概念，但已有很多關注可持續發展的倡議和政策文件。例如，共同富裕、鄉村振興等發展概念都與包容、公正轉型的原則和內核不謀而合。

戴彥德分析，“雙碳”目標的提出，為加快構建新型能源系統、打造向綠向新的高端產業帶來了內生動力，必定會催生新的經濟增長點。但是，能源系統的清潔替代、產業部門的升級換代都需要大量投資，這將為我國經濟帶來持續中高速增長的機遇。對于實現碳中和目標的路徑與舉措：一是發展模式要“轉”，二是供應模式要“換”，三是生產模式要“變”，四是消費模式要“減”，五是生活模式要“簡”。

NRDC北京代表處首席代表張潔清認為，推動綠色低碳轉型的政策設計需要“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結合，充分發揮國家戰略的頂層設計與地方實踐創新發展的“雙重”作用，地方政府提出的目標任務、實施的路徑措施關系著國家推動綠色低碳轉型的進程和步伐。地方政府積極擁抱綠色發展的理念，探索適應本地實際的低碳轉型道路，開展各類試點實踐。比如，山西一直在積極推動非煤經濟和新興的產業的發展；內蒙古在大力發展新能源以及新能源產業，從而助力從傳統產業順利轉型；河南省開展農村能源革命試點，為因地制宜創新農村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模式提供示范；河南蘭考能源革命試點建設取得的成就意義非凡，實現能源從“遠方來”到“身邊取”。

“零碳”是地方轉型發展的機遇所在

碳中和在全球已是大勢所趨，這一進程將重構投資準則、國際貿易準則和國際關系，最終將改變既有的社會經濟系統，重塑能源體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副主任潘家華表示，我國能源實現“轉軌”脫離化石燃料，需要從生產到消費終端建立起一整套完整的“零碳”產業體系。但是，“零碳”能源產業體系不可能集中在大城市，而是相對分散，特別是“零碳”能源的建立安裝，只能是在農村、在地方，因此產生的效益、增加的就業也都在地方，這是地方轉型發展的機遇所在。“無限風光在地方”，要將鄉村重新界定為農副產品生產基地和零碳能源的生產基地，農戶通過安裝風光發電設備而增加了經濟收益，是民生福祉的改善，是地方低碳轉型動力機制所在。

戴彥德認為，碳中和目標下新型能源系統與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實現能源系統電力化、電力系統低碳化、低碳系統多元化、多元系統分布化、分布系統聯網化、聯網系統智慧化，要發揮好政府和市場兩只手的作用。一是以產品的能耗最高限額，加速落后產能的淘汰；二是以設備的最低能效標準，限制落后設備的生產；三是以能效領跑者制度，推動產業的升級換代，這樣地方低碳轉型才是真正由“坐而論道”到“坐而問道”。

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模擬技術中心副主任張偉表示，2017年到2020年，我國北方“2+26”城市農村散煤治理改善了空氣質量，河北保定、邯鄲、衡水等城市承擔了約40%的經濟成本，卻只獲得了約20%的健康收益，承擔較少治理成本的大城市如北京和天津卻享受了更高比例的健康收益。未來，需要根據地方財政和居民收入，動態調整中央和地方補貼，并建立跨區域補償機制或農村清潔能源基金，對低收入地區提供補償。同時，可融合屋頂光伏、自愿減排碳交易、鄉村振興等政策，降低農村居民清潔取暖成本，緩解弱勢群體的成本壓力。

山西的理念是“鏈式”發展

共同富裕是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確保低碳轉型公正性和包容性的重要政策導向，而構建一個氣候友好型未來，低碳轉型就是一個以人為本、負責任、具有包容性的發展進程。兒童投資基金會高級氣候官員易楊忱子表示，公正轉型是經濟結構的重塑，是獲得多樣性發展路徑和模式的積極探索。從全球層面看，公正轉型并非新生事物，但每每提及總是難免消極敘事，各方應該積極攜手合作，用公正、能源和社會經濟的協同發展引領整個發展的敘事體系。同時，省份和城市作為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主導者，應在公正轉型的推動中發揮領導力，探索因地制宜的具體解決方案。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全球價值鏈實驗室常務副主任、副教授、博士生導師王苒說，隨著我國產業重心從輕工業到重工業到綜合制造業再到服務業轉型的轉移，山西與全國產業循環的“朋友圈”關聯度變弱，說明山西“一煤獨大”的產業格局仍未改變。但是從政策上來講，山西的理念是“鏈式”發展，政府出臺以十大重點產業鏈為主的激勵政策，促使形成從上游、中游到下游的完整業態，助力產業鏈“集成式”發展。如今，山西重點行業的“鏈式”發展已經初見規模，高端制造業、氫能、新能源汽車、第三代半導體等產業將成為山西新產業未來發展的幾個重要窗口。

山西科城能源環境創新研究院交流中心主任李瑩表示，山西省在煤炭轉型過程中，政府和煤炭企業都有保障煤炭行業冗余人員安置的積極探索案例。比如，政府在多方面做了有益嘗試，出臺相關政策、明確相關資金來源等；企業通過建立創新創業平臺、成立人力資源公司、發展非煤產業等措施，其中煤炭企業為煤炭工人提供了新的就業渠道。同時，金融機構提供相應保障，比如支持轉型的金融工具創新、山西低碳和包容性農村發展、助力凈零碳排放技能提升等。中國工業報記者注意到，作為傳統資源依賴產業，山西焦化產業在去產能和提質的同時，整合產業鏈上下游資源，大力推進產業轉型升級，圍繞焦爐煤氣高效利用，逐步延伸“煤-焦-化-氫（氣）”產業鏈條，向非煤經濟轉型。NRDC能源轉型項目主管王佳認為，山西豐富的副產氫資源培育了氫能下游市場，氫冶煉、氫氣重卡降碳效果初顯。不過，山西目前“灰氫”只是轉型的過渡性產業，需要抓住關鍵窗口期，加速從“灰氫”向“綠氫”過渡進程。（孟凡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