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工業報記者 曹雅麗
積極培育新動能、促進新舊動能的接續轉換,是推動能源等行業轉型和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一步。各行業如何抓住這一新舊動能交替的機遇,實現可持續發展和綠色增長?6月20日,中國新聞社國是直通車舉辦“能源中國——統籌轉型與發展:全面綠色轉型下的產業動能煥新”主題活動。多位業內專家與會展開深入探討,經驗共享。
低碳綠色產業成經濟發展主要驅動
“中國目前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的生產者和消費者,在可再生能源累計裝機容量、設備制造、綠色投資和市場發展等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十三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在活動上表示。
劉世錦表示,綠色創新帶動了大量的綠色投資,已經成為現階段和今后一個時期中國經濟投資創新和經濟增長最重要的新動能之一。
“這幾年低碳綠色產業技術上快速迭代和大量產業化投資,低碳綠色產業發展的潛力在不少方面遠超預期。過去很長時間里,談起環保和減碳,一些地方政府有時還會擔憂這對經濟增長會不會形成拖累,但現在這個觀念已經轉變,人們明白這二者是相互促進和共贏的關系。實際上不僅是中國,全球范圍之內,低碳綠色產業已經成為疫后經濟復蘇和增長重要的驅動力量。”劉世錦說。
能源基金會首席執行官兼中國區總裁鄒驥在會上表示,長時間以來,經濟增長、能源安全和氣候與環境保護一直是我國追求的政策目標,但在傳統能源技術、治理體系內,這三個目標很難相向而行,并呈現出所謂的能源“不可能三角”矛盾。
這一矛盾如何解決?鄒驥表示,隨著過去十多年間,以可再生能源發電、儲能技術、電網技術、人工智能等一系列技術在能源行業中的應用發展壯大為標志,能源科技產業革命已洶涌而至、方興未艾,越來越展現出上述三個政策目標是可以協同實現的前景,而這個前景的依據是科技和產業的革命。
“中國宏觀經濟目前總體上處于增長動能轉換的檔口,高質量發展一個新的顯著要求就是發展要對全球氣候和生物多樣性以及穩定的生態系統和優良的環境質量作出貢獻。健全的生態系統和優良的生態環境質量正在成為國民財富中占比日益上升的自然資本組成部分。這個是我們在增長過程中,正在發生的根本性變化。”鄒驥認為。
鄒驥表示,綠色低碳領域的投資潛力也在不斷擴大。根據能源基金會以及合作伙伴的估計,在未來30多年的時間里,根據不完全統計,綠色低碳領域投資潛力可以達到140萬億到200萬億人民幣左右,投資潛力巨大。
“能源基金會在三年前對近期的‘十四五’期間的投資潛力做過估計,主要涵蓋四個領域,分別是能源轉型、綠色低碳化、數字化融合、先進制造業,這四個領域領域據不完全統計,投資潛力平均每年大約9萬億元,5年下來接近46萬億元。”鄒驥說。
在鄒驥看來,這個宏觀投資潛力數字背后是實體經濟中質量、需求、資源、技術、產業、盈利和收入來源等內容的實質性的變化。
“未來30年中我們有理由認為綠色低碳數字化和人工智能發展可能成為新的收入增長主要的驅動力,這個驅動力不僅體現在如上所說的投資方面,也會由如上投資從供給端創造出新的消費需求。例如康養、旅游、文創等消費環境的空氣質量,穩定的氣候條件等等。”鄒驥表示。
多個領域正全面釋放新動能潛力
中國電建集團首席專家、水電水利規劃設計總院專家委員會主任彭程表示,低碳是全球能源發展的主流大勢,關乎人類的未來生存,在我國能源活動、碳減排、碳排放量占比高達90%,因此能源電力領域有必要率先減碳。
“中國應堅持能源安全優先,能源的飯碗必須掌握在自己手里。同時,中國怎么去避免能源短板,怎么弘揚能源長板,尤其如何發揮制造業強國的產能優勢,這是我們必須深刻去理解的,根據國情來選擇路徑。”彭程指出。
彭程進一步認為,我國低碳轉型路徑要貫徹“先立后破”的總方針。“立”包括確立新能源的主體地位、推動調節性煤電適度發展和靈活性改造、發展水電和抽水蓄能,以及新型儲能技術等,其中,煤電靈活性改造是核心。
“還要加強能源國際合作,包括多元能源供給與全球治理,創造未來產業、實現減排與經濟增長的協同發展。”彭程說。
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原副部長仇保興表示,在新舊動能轉換過程中,建筑占據很大分量。綠色建筑的發展趨勢體現在三個方面:更節能、更多可再生能源應用、更加健康舒適。
“熱泵將來有非常大的用處,熱泵用的電是綠電,效率會巨大提高。此外,建材碳排放量非常大,通過碳市場的建立,把這塊市場調整到建造商能夠選擇節能低碳的建材方面,整個市場機制就發揮作用了。新的動能不是指揮出來的,是市場機制推進出來的。”仇保興表示。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產業經濟研究室主任、研究員魏琪嘉在活動上表示,能源是現代經濟和產業發展的生命線,推動新能源高質量發展是實現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從現實發展看,我國新能源產業發展正迎來前所未有的快速發展期。
魏琪嘉強調,在推動新能源高質量發展過程中,要統籌發展和安全,著眼當下與長遠,兼顧能源安全可靠供應與綠色低碳轉型,保持新能源與傳統能源的動態替代與安全平衡關系,加快建立煤、油、氣、核、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多輪
驅動的多元供應體系,協同推進煤、油等傳統能源的清潔化利用以及新能源的有效開發工作,在確保能源安全的前提下,持續提升新能源高質量發展水平。
中國電動汽車百人會常務副秘書長劉小詩表示,目前,新能源汽車的滲透率已經超過傳統燃油車,標志著其發展進入全面市場化的新階段。然而在新能源汽車戰略推廣過程中,仍存在推廣不均衡的問題。
劉小詩舉例說一線城市和農村市場之間的差距較大.去年一線城市新能源汽車的滲透率接近40%,而四線及以下城市的滲透率不到30%。其次,由于動力電池性能的差異,北方地區的推廣遇到瓶頸,例如東北和西北地區的新能源汽車滲透率僅為25%,遠低于東南沿海地區的40%。
劉小詩認為,想要進一步激發新能源汽車的消費潛力,需加大下沉市場的推廣力度,因地制宜,根據不同動力性能和環境適用性優勢進行推廣。
光伏企業隆基綠能分布式事業群副總裁蔣東宇認為,與歐美國家不同,中國戶用光伏主要以農村光伏為主,它是一項優質資產。所以,要把戶用光伏收益更大讓給農民。
蔣東宇還對未來戶用光伏等發展提出建議:一是戶用光伏要與鄉村振興緊密結合,把收益更大讓給農民;二是要有消納,要有序配合電網改造;三要建立農村光伏和美麗鄉村的建設標準,在他看來無序發展會帶來很多隱患,要嚴抓工程質量;四是建議戶用光伏進城發展;五是關注戶用光伏的售后運維。
為新舊動能轉化提供充足動力
“當前,我國步入高質量發展階段,既要綠色化轉型、還要低碳化轉型,我國面臨發展、減污、控碳降碳、保障安全等多重壓力。”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可持續中心主任田智宇表示。
“在過去十多年,我國風電裝機增加了100多倍,光伏裝機增加了400多倍,新能源汽車從零到現在幾千萬車輛,發展非常快,我國市場空間大,產業基礎好,在能源轉型和綠色發展方面處在全球的前沿,面臨難得的戰略機遇期。”田智宇認為。
如何平衡好能源轉型和綠色發展的關系?田智宇認為,要以控碳降碳和提升碳生產力為引領加快轉型升級,要統籌能源轉型和綠色發展要實現一系列觀念轉變。
“要轉變能源資源觀,我國擁有煤炭等化石能源,也有非常豐富的風能和太陽能資源。資源稟賦不僅僅是可再生能源,我國節能和提高能效的潛力很大。對資源稟賦的認識要創新,可再生能源資源除了西部、北部富集之外,東中部地區也有大量的分布式能源資源,就地開發利用的潛力也很大。”田智宇表示。
田智宇表示,還要創新能源供需觀。要轉變能源生產者、消費者分離的認識,強調能源供需一體化、能源產消者等,同時,要把節能提高能效與電氣化、數字化耦合起來,能源需求供給可以雙向互動,既節能提效同時也消納更多的可再生能源。
“要進一步深化開放觀,在國際競合中提高高質量的發展水平,要處理好自立自強和對外開放的關系,既要提升安全保障能力,端牢三個飯碗,包括糧食、能源和制造業飯碗,也要積極參與國際合作,在雙循環格局中,有效利用兩種資源、兩個市場。”田智宇強調。
此外,我國需要進一步深化改革,在激勵約束機制方面,不僅僅要嚴格綠色低碳相關約束,也要推動環境、生態、氣候等作為重要的生產要素,推動資源環境要素和其他要素一體化優化配置,形成加快能源轉型和綠色發展的長效機制。最后,還要統籌高質量發展、高水平安全和高品質生態。
除了控碳降碳和提升碳生產力,能源綠色轉型還離不開金融的支持。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原政策研究局一級巡視員葉燕斐表示,金融機構要以能效為核心,提高技術裝備效率,促進技改融資。如果技術裝備改造不能帶來能源效率的提升以及溫室氣體減排,產生效果將非常有限,長遠來看如果碳價進一步提高,可能還會產生負效益。從這點來看,現階段技術改造和以舊換新要把提高能效作為核心點。
“未來一方面要發揮好政府性融資擔保機構的風險分擔功能,為不同行業設立專業性擔保機構。另一方面可引入商業保險機構,創新保險產品和服務。”葉燕斐認為。
此外,政策支持是能源綠色轉型的關鍵。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創始院長、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原所長賈康表示,綠色低碳發展需要匹配的政策。資源配置過程中,政府要有為,支持市場主體提高綠色轉型的積極性。
賈康表示,政府的政策調節體現為產業政策、技術經濟政策,它的必要性就是彌補市場缺陷,在機理上可總結的基本經驗還需要進一步合理化,例如必要的稅收,把所謂外部成本內部化,在資源稅、消費稅里的設計上就是要達到上述作用。
“政府的政策理性應注意,政策一定是區別對待的,沒有區別就沒有政策,但區別對待的合理性需要以陽光化、專業化、法治化來保障,盡量提升合理化水平。與之對應的政府財政預算,要強調公開、績效取向、公眾參與,接受社會監督,這樣才能保證陽光化、專業化。”賈康進一步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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