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機械工業集團有限公司黨委常委、副總經理陳學東：培育顛覆性技術，開辟未來產業新賽道

中國工業報記者 余娜

2024年12月28日，第十七屆中國工業論壇在京舉辦。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機械工業集團有限公司黨委常委、副總經理陳學東出席論壇并發表題為“涵養顛覆性技術培育環境發展新質生產力”的主題演講。

陳學東表示，目前世界多國對顛覆性技術內涵基本達成共識。一般認為，顛覆性技術是通過科學或技術的創新和突破，對已有傳統或主流的技術、工藝流程等進行一種另辟蹊徑的革新，并對經濟社會發展產生革命性、突變式進步的技術；具有高風險性、變革性、前沿性、前瞻性、時效性、隱蔽性等特征，是發展新質生產力、實現高水平自立自強的重要模式。

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機械工業集團有限公司黨委常委、副總經理陳學東

吸取國內外經驗教訓

美國建立延續性創新機制的同時，形成了顛覆性創新機制。

陳學東介紹，以成立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為起點，美國逐步形成完整顛覆性創新體系。據悉，DARPA是推進顛覆性技術項目的資助者和管理者，不負責具體科研工作，牽引打造聯接整、產、學、研、用的協同創新網絡。

美國的顛覆性技術創新體系特點是，擁有系統的創新政策規劃，常態化戰略研究和技術預測，成立專門的管理機構，構建有別于常規項目的運行模式，重視培養前沿技術人才、吸引全球人才。

陳學東以貝爾實驗室舉例。

1925年，貝爾實驗室由美國電報電話公司成立，共培養了11位諾貝爾獎獲得者、16位美國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4位圖靈獎獲得者等科學巨匠，發明了晶體管、激光器、二極管、通信衛星、C語言等一大批劃時代的科技產品。然而，貝爾實驗室最終走向衰落。

陳學東認為，貝爾實驗室走向衰落主要有三大原因：

第一，傳統電話產業鏈受到無線等新興技術的沖擊，互聯網技術、無線終端、智能手機等新興技術對母公司傳統電話業務形成沖擊。

第二，失去了長期穩定充足的經費支持。母公司失去壟斷地位后，獲得科研經費大打折扣。在所屬朗訊時期，由于朗訊不景氣，貝爾實驗室甚至出賣專利、辦公樓等維持生計，難以支撐從事大量基礎研究、不能迅速帶來利潤的科研團隊。

第三，新興技術的研發投入未轉化為市場競爭力。作為最早研發“隨時可以帶在身邊的電話”的貝爾實驗室，因錯誤預判市場有限而出售相關專利權，錯失進軍無線通信市場的時機。

“貝爾實驗室的經驗有三點啟示，一是缺少技術預見，市場敏銳度不夠，錯誤預判新興技術的發展前景；二是失去基礎研究項目的穩定資金投入；三是失去母公司提供的研發產品應用場景。”陳學東說。

陳學東又以柯達相機為例。

上世紀近100年，柯達一直主導膠卷產品，盡管于1975年率先發明數碼相機，但由于擔心數碼相機會沖擊自己的膠卷市場，進而喪失膠卷業務帶來的豐厚利潤，柯達沒有致力于投資數碼技術，錯失了主導新品類的機會。隨著日本企業在數碼領域的快速崛起，于2012年破產重組。

“柯達固守基于傳統相機的供應鏈優勢和專利優勢，盡管率先發明數碼相機，但對市場不夠敏銳，數字轉型遲緩，沒有抓住數碼時代發展機遇。由此看，敢于顛覆自己的優勢十分重要。”陳學東指出，“國內外顛覆性技術形成機制與培育環境啟發我們，應借鑒國內外顛覆性創新經驗，圍繞顛覆性技術特征，建立‘開展技術預見-營造寬容失敗環境-崇尚批判質疑精神-建立長期跟蹤和投入機制-提高市場敏銳度”的顛覆性技術形成機制，并貫穿到‘基礎研究（含產業基礎）-技術研發-轉化應用-進入市場-形成規模’全鏈條創新和轉化過程，建立顛覆性技術培育環境，驅動未來產業發展，形成新質生產力。”

推進顛覆性技術創新

涵養顛覆性技術培育環境，需要哪些機制支持？陳學東表示，主要包括以下五個方面。

一是有組織的技術預見，發現潛在方向。國家、企業、機構層面均建立常態化、系統化技術預見機制，開展有效的戰略研究和技術預見，研判未來技術發展方向。

二是有批判和質疑精神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培養批判性思維，鼓勵對傳統創新思維、現有主流技術的批判與質疑。

三是有鼓勵創新、寬容失敗的創新機制。鼓勵探索前沿科學“無人區”，資助“高風險-高回報”項目，允許合理的失敗和犯錯，對失敗與犯錯給予高度寬容，同時合理控制風險。

四是有長期穩定的研發投入。除現有主流技術之外，需要關注和投入具有顛覆性潛質、可能改變規則、開辟出新市場的技術，可作為主流技術的“備份”技術進行培育。

五是有推動成果快速進入市場，不斷進行技術迭代的機制。暢通新技術、新產品的應用推廣通道，構建多渠道信息獲取機制，提高市場敏銳度。

陳學東認為，顛覆性技術形成機制和培育環境給我們的啟示，應圍繞政策引導、產業布局、協同創新、研發投入、人才培養五個方面，持續推進顛覆性技術創新。

第一，加強顛覆性技術創新戰略引導，建立適宜顛覆性技術的發展模式，成立專門的顛覆性技術組織部門，采取不同于常規科技項目的組織模式，開展有效技術研判和技術預測。強化基礎研究和夯實工業基礎，為顛覆性技術發展提供基礎環境。開展有組織科研和自由探索相結合的基礎研究，支持企業尤其是轉制院所融入產業基礎再造工程國家戰略。建立鼓勵緊迫性與長遠性相結合開展研究的機制。因地制宜，對科技型企業（特別是轉制院所企業）以科研產出為主要考核指標。

第二，布局戰新產業、未來產業，發展智能裝備和綠色低碳技術，促進產業布局優化。以智能制造為主攻方向，以綠色低碳為助手，加快產業智能化、綠色化升級；前瞻布局未來產業，尤其是具有顛覆性潛質的未來潛在變革性方向；做好“重要產業鏈備份”，構建集群梯次培育體系。

第三，打造產學研用深度融合的創新鏈，為顛覆性技術創新提供支撐。依托產學研結合，建立顛覆性技術創新聯盟或新型平臺；鼓勵有條件的企業開展變革性技術創新，支持轉制院所行業關鍵共性技術開發，培育專精特新企業；發揮高校在原始創新中的重要作用，重視未來可能產生變革性技術的基礎研究；加強自主研發與國際合作的結合，跟蹤發達國家布局顛覆性技術的動態。

第四，建立面向顛覆性技術的長周期研發投入機制。建立戰略性新興產業、未來產業投入增長機制，例如生物制造、深海空天裝備等；鼓勵金融機構和企業對潛在的高風險的顛覆性技術能夠投小、投早、投長期，加大對具有顛覆性潛質非主流技術的投入，在特定領域布局不同科技力量在不同技術路線“賽馬”；建立多渠道資金投入機制，重視交叉學科研發投入。

第五，建立顛覆性技術培育的人才環境。“鼓勵探索、寬容失敗”，建立激勵、免責機制，形成“敢于創新、勇于創新”的氛圍；培養具有批判性思維能力的前瞻性創新人才，培養卓越工程師、新興學科與交叉學科人才。

“國機集團源于機械工業部，是中國機械工業規模最大、覆蓋面最廣、業務鏈完善、綜合研發能力突出的中央企業。近幾年，我們在國資委的領導下，圍繞顛覆性技術形成機制做了很多工作，開展了顛覆性創新戰略咨詢研究和未來技術預見工作，初步構建適應發展新質生產力的變革性技術創新環境。我們有30個轉制院所,從事產業基礎與重大技術裝備攻關研究。將未來技術和眼前的緊迫性問題結合在一起，進行有目的的科技攻關。”陳學東坦言，“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給我們帶來了東風，要借助這一機會建立顛覆性技術形成機制和培育環境，開辟未來產業新賽道，搶占世界科技制高點，形成新質生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