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全國政協委員，這是陸銘第三次來京參加全國兩會。作為上海交通大學教授、經濟學者，陸銘一直關注城鄉發展的統籌協調問題以及土地政策問題。《大國大城》《空間的力量》等關于城鄉區域發展的著作，就出自陸銘之手。

此次來京，陸銘帶來了一份關于優化地方政府激勵機制，以更好地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委員提案。“公平競爭審查在2024年8月1日向全國推廣，是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重要舉措，但是各級地方政府對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思想認識并不統一，行動上也缺乏激勵，今年我從優化激勵制度的角度入手，提出了一些建議。”

在平日的調研中，陸銘發現現行考核體制并不利于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建成。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建設的需求是剛性的，投資也是剛性的，但由于土地出讓收入的嚴重下滑，近年來實施的減稅政策使新的消費稅、房產稅等稅種尚未形成對增值稅和企業所得稅的替代。地方政府的支出還缺乏穩定可持續的財政收入作為支撐。“這就導致地方政府把加大投資，加大項目招商引資規模，作為增加短期地方政府本地增收的舉措。即便是在人口凈流出的地區，還在竭力做大投資和經濟總量。”陸銘說。

另一個機制弊端，是現行的區劃體制沒能適應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需求，反而，傳統的行政邊界管轄體制束縛了統一大市場。“在現行體制之下，一個地方的發展規劃和資源配置往往以行政管轄邊界為界。尤其是在一些大城市，事實上需要與毗鄰的中小城市一體化發展，建設成為都市圈，但在現實中，這些大城市已經形成了按照行政管轄邊界配置建設用地指標和人口總量天花板的慣性。”陸銘發現，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最近一次公布的發展規劃面向2035年，但制定的時間卻是在十年前，即2015年前后，這十年中，國內國際局勢風云變幻，在以內循環為主的“雙循環”戰略之下，新的趨勢是：大城市以及其周邊中小城市聯合而成的都市圈一體化發展已經成為發揮規模經濟，推動服務業和制造業融合發展。都市圈這一概念被多次提及，國家發改委也已批復了14個都市圈，但都市圈的一體化發展一直受制于各地按照行政區劃制定的城市規劃，事實上存在著都市圈內不同城市之間的邊界效應。”陸銘表示，都市圈的范圍遠超特大和超大城市，但缺乏相關人口、土地等具體的一體化配置方案，“有些措施落地時，與以城市行政管轄邊界為單位的城市規劃是沖突的。在北京、上海、南京這樣的跨省都市圈中，尤其明顯。”陸銘說。

今年全國兩會，陸銘對解決上述問題提出了三條建議：

首先要改變地方政府考核機制，應該由中央政府形成對地方政府的監督，要求地方政府弱化對于GDP增長和稅收增長的考核。陸銘建議：如果仍需保持GDP考核的話，也要在人口流出和人口流入的不同地區進行差別化的考核機制設置，既考慮GDP總量的增長，也考慮人均GDP的增長；越是人口流入多的地區越是加大GDP總量增長考核的權重，而在人口流出較多的地區則賦予人均GDP增長的更高權重。

其次，應該形成地方政府新的穩定的收入來源。加快形成按照經濟實際發生地進行統計的制度建設，加快推進消費稅征收環節后移并穩步下劃地方，逐步拓展消費稅征收的范圍，并把消費稅過渡到普遍征收的零售稅，使地方政府的收入來源更多能夠反映本地人口數量和經濟活動總量。“我還建議，隨著消費稅逐步增長，逐步調低增值稅稅率，直到消費稅和所得稅成為主要稅種的時候，可以取消增值稅。”陸銘還建議，對人口大量流出的地方，保障由上級政府轉移支付來提供公共支出，轉移支付應與當地常住人口數量和人口密度相掛鉤，常住人口越多，外來人口越多，則轉移支付越多，而常住人口越少，人口密度越低，轉移支付在當地GDP和財政收入的占比應當越高。

陸銘的第三個建議是：超大和特大城市的都市圈應當尊重區域和城市的發展規律，從中央層面推進大城市為核心的半徑大約在50-80公里的都市圈（大約一小時通勤圈）發展規劃。“最重要的是在都市圈范圍之內重新科學估計人口增長形勢，并且在都市圈范圍之內形成與人口增長掛鉤的建設用地增長機制，以及一體化的軌道交通等基礎設施建設機制。”陸銘認為，應新增類似于美國MSA（大都市區統計）等口徑的指標統計，鼓勵城市群內城市間形成多類型的交流合作機制，在基礎設施連通、公共服務互認的基礎上，探索深層次的成本共擔和利益共享機制。

“最后一點建議是，拓展公平競爭審查范圍。”陸銘對中國工業報表示，2024年8月以來，中央推進公平競爭審查，有助于減少地方政府的分割市場行為。然而目前地方政府招商引資，一旦通過地方政府主導的基金來實施，就會要求被投企業返投本地。“我建議將公平競爭審查范圍擴展到此類地方主導的投資行為，嚴格規定不能設置返投本地的要求。”陸銘說。